1935年1月28日，贵州土城青杠坡，细雨夹着寒风直往人骨头缝里钻。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的战士从南北两侧扑向当面的川军，按照战前判断，对面不过是四个团的兵力，六千来人，装备一般，战斗力有限。遵义会议刚开完，部队正憋着一股劲要打个胜仗提振士气，而尾追过来的这支川军，看上去就是送到嘴边的一块肉。 可仗一打起来，所有人就觉出不对劲了，对面的川军没有像黔军“双枪兵”那样一触即溃，机枪火力组织得极有章法，阵地前的火力网一层叠着一层，步兵的反冲锋凶狠又有序。红军冲上去被压下来，再冲，再被压下来。 彭德怀到了前沿，朱德把指挥部压到离火线极近的地方，刘伯承亲自参与调度。后来人们统计，那片狭小的山沟里，先后聚集了七位后来共和国的元帅和多位国防部长级别的将领。整整一天，红军没能吃掉对面，反而在反复拉锯里付出了惨重伤亡。 问题的根源，出在一封电报上。二局截获了川军潘文华的电令，译电员在翻译时，把"旅"字译成了"团"字。一字之差，郭勋祺部两个旅四个团的规模被压成了四个团，而实际扑向青杠坡的，是六个团一万余人，后面还有援兵源源赶来。 更关键的是，这支部队根本不是红军印象里那种纪律涣散的川军杂牌。郭勋祺带出来的这支队伍，是刘湘手下的"模范师"，训练有素，装备在川军里首屈一指，打起仗来有一种川军特有的韧劲和蛮劲。 一场原本设计好的歼灭战，打成了啃不动的消耗战。红军被迫放弃北渡长江的计划，西渡赤水，这才有了后来被反复传颂的四渡赤水。这场仗像一记闷棍，把红军从遵义会议后的乐观情绪里打醒了。而从郭勋祺个人的命运来看，这一仗把他推到了一个极其微妙的位置上，他成了让红军高层集体记住名字的川军将领。 但郭勋祺这个人，远不是"土城悍将"四个字能装下的。他十七岁从四川双流出来当兵，身上带着川军将领里少见的两种东西：一是打仗不要命的狠劲，同僚叫他"莽娃"；二是对读书人、对新鲜思想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。1922年的重庆，陈毅还在《新蜀报》当编辑，闲暇时爱踢足球，踢中锋。郭勋祺那时已经是川军里的旅长，守门。两个人在球场上认识了，踢完球坐在场边聊中国的出路，聊劳苦大众。 这段交情，在五年后经受了一次真正的考验。1927年，重庆"三三一"惨案爆发，刘湘大肆搜捕进步人士，陈毅名列其中。郭勋祺没有犹豫，他把陈毅藏在自己的防区里，掏钱买了去武汉的头等舱船票，派心腹副官一路送到船上，看着船开走。这件事做得很干净，也很冒险。 以当时的情形来看，一旦走漏风声，丢的不只是官帽。据多方史料记载，郭勋祺早年就参加过莲花池左派的活动，结识了杨闇公、刘伯承等人，思想逐渐倾向进步，也因此一度被刘湘猜忌，明升暗降调离了岗位。1927年这次护送，不过是他一贯立场的延续。 郭勋祺后来在川军里起起落落，但那条线一直没有断。抗战爆发，他率部出川，在南京保卫战的外围阵地死战，左腿被日军子弹打穿，硬是撑到战斗结束才下火线，伤口已经烂得不成样子。他在太湖西岸夹浦一带对阵日军第六师团，川军穿着草鞋、拿着老套筒，硬是顶了三天三夜。1938年他升任第五十军军长，驻地离新四军云岭总部只有二十五公里。陈毅徒步走过来，两个人在驻地谈了整整三天。 新四军缺弹药，郭勋祺分三次送过去一万多发子弹和一批步枪；老蒋发来密电要求"防共"，他转头就把电报内容原封不动地给新四军联络员看了。据相关记载，1938年他一次性送给新四军三万发子弹、一千套军装，同年秋天又送了三十多支步枪、一万发子弹。 新四军的宣传壁报上，甚至画着两只紧握的大手，分别写着"新四军"和"五十军"。美国记者史沫特莱采访他之后写道，郭勋祺被撤职，就是因为他"不愿意把对准敌人的枪口对准自己的战友新四军"。这些行为，自然逃不过特务的眼睛。1939年，老蒋以贵池战役"作战不力"为借口，撤了他的职务，调回重庆变相软禁。郭勋祺憋了一肚子火，打算直接拉队伍投奔新四军。他派人联系新四军副军长项英，表达了率部起义的意愿。 但新四军方面经过慎重考虑，婉拒了。理由很硬，当时抗日统一战线脆弱得像一层薄冰，一个敌方军长阵前倒戈，老蒋正好有了口实，会给新四军和整个合作局面带来麻烦。而且新四军当时刚组建不久，根基薄弱，既无力妥善安置这支部队，也难以保障郭勋祺本人的人身安全。 这一拒，就是九年。郭勋祺想不通，觉得自己一腔热血被兄弟泼了冷水，那种被"抛弃"的委屈，像一根刺一样扎在心里。他被发配到重庆陆军大学读书，之后多年只领闲职，不再掌兵。直到1947年冬天，老蒋任命大特务康泽为第十五绥靖区司令，康泽虽然是四川人，但和川军关系不深，为了控制部队，他请求让郭勋祺来当副手。郭勋祺这才重新回到军中。 1948年7月，襄阳城破。王近山的六纵从西门突进去的时候，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康泽还在按照自己的判断调兵遣将，而郭勋祺早在战前就提醒过他西门是薄弱环节，建议把防御重点放在西门，康泽不听，因为他怀疑郭勋祺"通共"，反而把重兵堆在南门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