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9年，北京，病中的李燕娥收到一封来自上海的信。她看完后久久没有说话，宋庆龄得知情况，立即询问信中内容。让人意外的是，信里谈的并不是病情，而是写信人自己的婚事和住房。 这件小事，牵出了宋庆龄晚年最难过的两段经历。她待人宽厚，很少公开责备谁，但对何元光和李圆，却留下了明显的失望。两人的身份不同，问题也不一样，唯一的交集，正是长期陪伴宋庆龄的保姆李燕娥。 何元光出生于1916年，约在1937年前后进入宋庆龄身边，负责上海寓所的管理工作。那时局势动荡，宋庆龄需要离开上海时，仍把寓所交给他照看。一个普通工作人员，能够被托付这样的事情，说明他曾经获得过相当程度的信任。 问题出在寓所的处置上。宋庆龄离开期间，何元光擅自将房屋分租，并把部分租金据为己有。抗日战争胜利后，宋庆龄和李燕娥返回上海，发现寓所已经被出租，自然十分震怒。 不过，宋庆龄并没有立刻把旧人赶走。考虑到何元光多年守护房屋，她对这件事作了宽宥。这种处理方式，很符合她一贯的性格：讲原则，却也念旧情。遗憾的是，宽容没有让何元光真正收敛。 后来，何元光转做厨师，买菜款和食材又成了问题。李燕娥发现后曾当面提醒他，何元光不但没有接受，反而由此记恨。一次冲突中，他持刀将李燕娥砍伤，幸亏警卫人员及时发现，事态才没有继续扩大。 当时宋庆龄正在北京。她听到消息后非常愤怒，要求依法查办。对于一个曾经受过信任、又长期在身边工作的人，最终竟以暴力伤害同事，这种转变显然让她难以接受。何元光失去的，不只是一个工作位置，更是宋庆龄对他的信任。 李燕娥伤势恢复后，宋庆龄对她的态度也有了变化。过去常称她为“李妈”，后来改称“李姐”，还让她与自己同桌用饭。称呼看似只是两个字，却体现出宋庆龄对她遭遇的体恤，也表明她不愿把李燕娥只看作一名保姆。 李燕娥的人生本就坎坷。年轻时，她曾被安排婚姻，婚后长期遭受打骂，后来离开原来的家庭，经人介绍来到宋庆龄身边。战争年代，围绕宋庆龄的安全问题十分复杂，李燕娥也曾面对外界诱骗和试探。此后她没有再婚，把多年精力都放在工作和照料宋庆龄上。 晚年没有子女陪伴，李燕娥在旁人建议下收养了李圆。李圆原是工作人员的女儿，年幼时乖巧可爱，李燕娥对她寄予厚望。可相处日久后，李圆并没有承担起照料养母的责任，反而让李燕娥屡屡失望。 何元光伤人后，宋庆龄曾把李圆接到寓所，希望她照顾受伤的养母。倒洗脚水、端饭送药，本是照料病人的日常琐事，李圆却常常拖延推脱。宋庆龄看在眼里，心里的不满逐渐累积。她并非不能容忍年轻人的懒散，而是不能接受一个养女在养母最需要帮助时冷漠旁观。 1979年，李燕娥患宫颈癌，被安排到北京疗养。此时李圆多次写信，内容却主要围绕自己的婚姻和住房。病中的李燕娥看到后十分难受，情绪受到影响，休息和进食也出现问题。 宋庆龄在给上海工作人员的信中写道：“李圆来信写得太没有良心，使李姐非常生气。”她还提到，李燕娥一直希望帮李圆解决婚事，但合适的人选和居住条件都不容易找到。话说得并不激烈，却能看出她对李圆的失望。 李燕娥病重时，宋庆龄特别叮嘱工作人员：“不要对人讲，特别是李圆。”这句话并非简单的隐瞒病情，而是担心李燕娥再次受到刺激。一个照料自己多年的人，到了生命末期仍要为养女操心，确实令人心寒。 1981年，李燕娥在北京病逝。宋庆龄后来写信提到，李燕娥生前认为身边几位工作人员待她很好，却对李圆“十分痛心”。这句话记录下的，不是旁人的评价，而是李燕娥临终前仍未能释怀的遗憾。 李燕娥去世后不久，宋庆龄让李圆搬离寓所。此前，她一直看在李燕娥的情面上保持克制；李燕娥离开后，这层顾虑也随之消失。对何元光，是因背叛信任和暴力伤人而愤怒；对李圆，则是因养母病中的冷漠而寒心。宋庆龄少有疾言厉色，这两个人却让她罕见地表现出明确而持久的反感。 特别
